大陆如何兑现反腐国际承诺

反腐白皮书难掩反腐困境

白皮书本身所展示的数据跨度，是从1949年至2010年。在回溯过程中，白皮书向外界传递了众多信息。
    其中，2010年大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，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。1至11月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.9万件，结案10.8万件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.3万人。其中，涉嫌违法移送司法机关的4332人。
    白皮书援引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指出，近七成公众满意当前的反腐成效。
    白皮书还通过向世界展示大陆反腐成果，间接否定了“改革开放必然产生腐败”的舆论。大陆媒体援引白皮书分析指，部分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一定带来腐败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论，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，只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，市场经济可以建立廉政国家。
不过白皮书的背后，来自媒体的统计数据，却使得人们对于现行反腐机构惩治贪腐的效果，生成更直观的认识。
    大陆《财经》杂志统计1987年至2010年的120个高官贪腐样本显示，“由他案引出”以60.44％的比例，成为最高的案发形式。此外，被举报的占25.27％。换言之，案中案、以及群众举报成为发现腐败的重要途径，这两种形式占到了案发比例的八成以上。相形之下，内部反腐的作用并不显眼。
   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倪星称，“由他案引出”属于被动的反腐方法，但此种方式却占据六成以上的比例，由此可以看到，虽然整个监督体系的描述无懈可击，但关键在于让制度运转起来。倪星说，大陆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文件大大小小1200多个，是世界上最多的，但仅止于纸上。
    在更细微的技术层面上，大量的廉政法规中，出现“严禁”或“不准”等禁止性规定，但由哪些机构来负责执行，一般缺乏明确指向，对于违规如何处置，也极少定量规定。有学者指出，如礼品登记制度难以落实，就是因为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不高，缺乏登记受理机关和核查机制。

2010年贪腐新动向

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撰文指出，2010年的贪官落马，延续了自2006年以来的三大特点——级别高，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，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，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等；二是贪腐金额大，均在500万以上；三是群蛀现象依然严重。
    同时，2010年的贪腐又呈现出诸多新动向。
    在过去的一年中，出现了一种针对性很强的腐败方式，被称为“期权兑现”，指在受贿者被处罚后，行贿者对已被开除公职的落马贪官给予巨额补偿费，这种所谓的“精神补偿费”具有很强的效仿性。
    除此之外，“官荫二代”现象频现，由渎职侵权激化社会矛盾的行为也时有发生。
事实上，这些贪腐现象的出现，都是因为此前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完善处置，才得以暴露。这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空转状态的反腐体制，其对待贪腐的威力，也悖离了其设计之初的构想。
    在另一方面，行贿者的行贿手段日趋隐蔽，这也给反腐取证带来了困难。如事前不行贿，事后给红包；过年过节定时进贡，不谈任何要求等。在缺乏制度管束的前提下，身居实权部门的官员，面对行贿者的蚂蚁攻势，其心理防线很容易被攻破。
    2010年传播最为广泛的一则贪官语录，就是来自于贪官对组织的抱怨。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原董事长李人志（正厅级）于9月被法院以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他说，“如果纪委、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、廉政警示谈话，我就可能不会犯罪，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，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。”
    类似言论在贪官的忏悔中并非孤证。
    “慕马案”主犯慕绥新曾在忏悔录中分析，年节的“人情往来”，其实是两头害怕——送钱的怕不收，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。“这是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，人际关系复杂，有人要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”。
    慕绥新认为，如果他不收或是事后送回，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、复杂化。持这一论调的贪官不在少数。此时在贪官的眼中，收不收钱，收多少钱，也俨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。
破除这种官场陋习，似乎也并不只是通过反腐手段的介入，就能一蹴而就的。

廉政法呼之欲出？

出现在《反腐白皮书》中的一段表述，或许预示着2011年以及未来反腐工作的方向。
    以往中纪委在表述对于贪腐的惩处时，一般使用的是“依纪依法”，而《反腐白皮书》中采用了新的说法——“依法依纪”。专家认为，目前大陆的反腐工作部署，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全面打击贪腐现象，转入第二阶段的反腐法制建设。提法的变化也反映出监督机关法制意识的增强。
    这与2008年贺国强在谈到兑现反腐国际承诺时，谈到的“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”也属暗合。
   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，30余名代表3次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制定具有廉政法律效应的《反腐败特别法》提案。2005年中纪委在复函中透露，中纪委正与有关部门联手共同制定《廉政法》。
    由于目前反腐败工作并没有一部统一的纲领性法律，而大陆防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种类繁多，缺乏系统性，各反腐机构之间职能重叠，对一些具体法律条款解释不一，影响与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这是大陆反腐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表现之一。
    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，任建明认为，制度反腐是反腐工作的必然要求，目前大陆的反腐制度越来越系统、全面,呈现广覆盖的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