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披露落马高官审判：大部分高官不懂法律

从这些年案发官员的级别来看，级别高的官员不在少数，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，1998年7月以贪污罪、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；2000年9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； 2008年3月25日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，以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。

从位高权重者到阶下囚，高官们在短时间内都经受了极大煎熬。他们还需要面临一系列选择：要不要请律师？请谁做律师？出庭时怎么应对？要不要上诉？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，一旦接案，则要考虑如何取得高官的信任、如何做辩护、辩护到什么程度合适。公诉方和法官也不轻松，涉及高官的案件从上到下关注度都很高，任何细节都不能含糊。

案发

高官落马之后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要不要请律师？

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被指控后就表示：我是党的人，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？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。

成克杰的态度则是：律师我一直表态说不请，我犯了罪，我负法律责任，我接受国家的一切处理，不需要辩护。我不愿在法庭上与党辩论。我年纪已近古稀了，我不会再给党抹黑。如果法律规定必须请，我就请。

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、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许兰亭说：“很多高官案，一开始为什么没请律师恐怕是有多种原因，有的是对指控争议不大，有的可能认识上有误区，觉得请律师会被认为态度不好，跟司法机关对抗。”许兰亭至今已为数十位涉案高官做过辩护，如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、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、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等。

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、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出事的时候，家属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找官方关系摆平，对律师的辩护不抱任何期望。

“官员落马之初思想上还处在‘政治频道’，我们接案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帮他换到‘法制频道’。”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列阳介绍。他在十年间代理了50多起官员贪腐案，其中有建国以来第一大卖官案——马德案以及刚刚结案不久的刘志军案。

也有摇摆不定的高官。当年陈良宇对辩护有着矛盾的心理，有时觉得没用，有时又寄予很大希望。

当高官决定要请律师之后，则多是由家属委托。

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耀庭当年辗转认识了陈希同的家属，并成为陈希同及其儿子陈小同的辩护律师。王耀庭成功劝说了抱有抵触情绪的陈希同与他配合。

如果高官和家属都不愿意请律师，法律援助中心也会帮着指派律师。刘志军案被指派给了钱列阳。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、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案、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案则指派给了许兰亭。

接案

刑事案件中多有律师难以会见当事人的问题。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矿生表示，刑诉法修改前，高官会见就非常不容易。因为领导重视，需要内部请示汇报。刑诉法修改之后，会见还是比较麻烦。50万以上重大贪污案件，要经过反贪局批准。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、有着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表示，高官案中会见当事人比一般案子要容易，程序更规范。

“会见”最重要的作用是建立信任。因为即使是家属委托，也并不意味着官员对律师的认同，有的官员甚至担心律师是“双面间谍”。这时，律师们就要投其所好，使高官们放松警惕，以达成有效合作。

钱列阳与刘志军的交流，就是从历史人物开始。二人从胡适谈到傅斯年，刘志军还向钱列阳推荐了《南渡北归》，钱借由阅读这套书尝试着接近刘志军的内心世界。